“江宁禁绝土种政策的结果，蚕农们反而受了改良种的害。……江宁县蚕丝产销合作社的蚕种本来由镇江合作制种场供给的．但该事实上不能单供应给该社那样大量的蚕种．于是不得不输进大批的日本蚕种来补救。那种蚕种在日本是准备烧毁的，因而多病而发育不齐，大大地影响了收成。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在铜山等六个村子十二家社员，每张蚕种只收22．75斤(改良种每张本来可收蚕茧40斤左右)，其他社员家，蚕也普遍的有萎缩病(蚕种太弱)同时因为日本种复杂不纯，上簇的时间早晚不能一致，所有这些。都害蚕农们叫苦连天!”(15)
当然统制“祸”并不仅这样一些，就以上列举的事例来看，当时国民党政府大吹大擂的“蚕种统制”是否高明也就可以照然若揭了。
下面请看“蚕茧统制”的恶果。
“统制蚕茧”是紧接“统制蚕种”的第二步措施。它的目的是：“禁止农家自留蚕茧，自缫土丝，所有蚕茧必须出售：废止设备陈旧的茧灶、茧行，限止旧式茧灶，并逐步以新式机械烘茧机代替。总之．其目的在于改良茧质，提高生丝质量，降低成本。”(16)这个宗旨从字面上来看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南京政府大员们把这一“统制”政策比作“有如重病．决非注射兴奋药剂，即可起死回生(17)的灵丹妙药，实质上这些官僚政客是个卖“假药”的能手。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拆穿西洋镜只不过是当时官僚买办勾结垄断丝业资本对广大蚕农榨取血汗的一大骗局。
下面我们就来揭开这个骗局内幕。
在前面我们已阐述了所谓“蚕种统制”，即是以改良种代替土种．其最终目的即为获得蚕茧。因此丝业垄断资本预谋的第一步是硬性规定农民的蚕茧必须全部出售：第二步以大鱼吃小鱼的方式把一些设备陈旧的茧行废止。然后那些“大字号”们联合起来．由“蚕业工会开个会，共同决议，规定茧子价格，只准杀低，不准提高，实行茧价统制，倘若有一二个茧特要想多收茧子，抬高茧价，那么大家就认为这是破坏公约。共同给予极严厉的处罚。”(18)并且还要用政府的名义规定，“当市场上每担鲜茧能值有六十元或五十元左右时，他们有本领把它抑制到三十元或二十元的半数价格。”(19)这时农民手上的蚕茧卖罢，一月来忍饥熬夜卖掉蚕茧连桑田肥料和人工饭食都抵不上，不卖罢眼看鲜茧不能延搁，且多搁一日量也要减轻许多，于是不得不忍痛送上门去，在资本家如此残酷的剥削下，激起了茧农的强烈反抗，当时各地蚕区在卖茧时，农民群众在忍无可忍之下挥拳殴打资本家派来的驻行人员的事是累见记述的。例如金坛县在群情激愤下，竟把“丝业大王”薛寿宣操纵的四家配备新式机械烘茧的“模范茧行”捣了个稀烂。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申报》对这一件事作了如下报导：
“金坛县旧式茧行，原有二十七家，自本年(即1934年)实行统制之后，一律废止，另由无锡丝业巨子薛寿宣联合该邑茧商，集资筑成新式茧行四家，设备非常完善。现届开行收茧，以茧行既少，茧价可以限制。看高只有三十五、六元，农民不敷成本，发生冲突，致四行均被捣毁。”(20)
其他各县在当年也有类似情况，如宜兴、溧阳等地群众为首有数以千计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扣留了大批待运的蚕茧。(21)广大群众的反抗．在当时是出于自发的无组织的一时激愤，狡诈的资本家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弱点．因此到来年以“丝业大王”薛寿宣为首的资本家们玩了一套“新把戏”，这套新把戏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这样：
薛氏首先把无锡及其所辖的势力范围的丝厂联合组织起来，组成一个公司名叫“丝业公司”，“名义是集团，实际上权都操在“丝业大王”手里．因为今年无锡丝厂和茧行三分之二是他一人开的。“(22)同时他们也估量也许一部分农民不愿意把茧子送上门来而自烘干茧，这是一个漏洞．不得不防患于未然，于是他假借政府“统制”政策的明文规定，由地方政府出面张贴“告示”，明令禁止自烘干茧，“倘若有违明令，不但干茧没收．还要严惩不贷。”(23)另一方面他们卖嘱当地报纸，刊登所谓“丝市转疲”的消息，说什么因为丝价转跌，茧价只能维持在25元，到了春茧开始收购时，他们又以“蚕丝改良会”的名义，唱出一曲同情农民利益的调子，把蚕茧价格提高一点，规定在30元左右，到了春茧正在收购中途，他们复又突然提高到35元左右，当地的报纸、电台与此相呼应作了一些哄骗宣传。这样的变价无非是为了使广大农民造成一种错觉，认为茧价之所以如此低贱，完全是因为外销市场的影响所造成，从而起到涣散农民对资本家苛毒盘剥的注意力，达到他们在十天、半月的收茧期内因此而大发横财。据当时无锡报纸记载，单薛寿宣一人在一年春秋二度的收茧中就可获得暴利二、三百万元，(24)这还只是指他以无锡为中心的各地农民出卖蚕茧所得，若再连同他所经营的十数家缫丝厂对缫丝工人一年中的剥削以及他在上海、浙江等地的经营投资所得，这个组织庞大的垄断资本家每年暴昨所得何止千万! 本新闻共 6页,当前在第 5页 1 2 3 4 5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