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氏私家的合作社，也有些“好处“给予农民，譬如蚕种可由华新、永泰两丝厂发给，蚕种的价格，可以比市上低五分，但是他们的蚕种标准，是用‘钱数制’的：就是每得蚁蚕一钱，就作蚕种一张。据我们所知道，现在每张蚕种的蚁蚕量，大都可收得一钱五分，这样每张蚕种虽然少卖了五分钱，事实上，却是一张蚕种抵过了一张半，薛家反可多得一角五分钱。而且他们的指导养蚕，实质上也是等于监视农民。他从稚蚕数量一直记录到收茧数量，防止农民把茧子隐去，以致收茧上蒙受损失，并且在采茧的时候，指导员还监视蚕户将双宫、薄皮等茧子一律剔开，否则就要重罚。这么一来，既可以省得农民把次茧当好茧卖：又可以省得茧子在缫丝前多化一批捡茧工人的费用，资本家的用心，可谓无微不至!
在这重重钳制之下，农民们如果一有所谓‘反抗’，或把蚕茧卖与别家，那他就要你赔偿合作社里的指导费和稚蚕共育费。农民有什么办法?只好眼看着他每年赚几百万元，而农民则捞几个养蚕的人工饭食费还不够。”(11)
这是一篇多么深刻的揭露!从上述的材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要把薛大老板控制的大量蚕种作为“统制”调配的对象是不可能的，其他大的种业巨头们，为了“牌子”的声誉，对统筹调配蚕种也提出了旗鼓相当的条件，即必须让他们各自指定区域。为什么要指定发种地点和区域呢?道理很容易明白：养蚕素向发达的地区，设备和技术条件很较好，蚕价稳定，收成也有保障，“名牌”蚕种在这一区域内信誉也会随之而提高，所谓杂牌也就插足不进来；同时大型蚕种场．都配有自己训练有素的一批技术人员，蚕种在哪里落脚，养蚕技术人员就跟到哪里去作饲养技术指导，如果把他们蚕种分散发放，他们的优势也就化为乌有，自然与他们的经营很不利。因此，在当时蚕种业的代表人物邵申培、陆子容在这个“统制蚕种”的一开始，他们就以“江苏省蚕业改进会”委员的身份，在第二次会议上就提出：“请准各种场，得要求指定发种区域”的提案，会议决议：‘原则通过，由会酌核办理。”(12)所谓“请准各种场”，这只不过邵、陆等人假借集团的名义行事而已；“原则通过”不言而喻不得不对那些“名牌”大贾们让步。而一般小资本家是无能为力与“政府”分庭抗礼的。正因为那些实力雄厚“名牌”纷纷捡取到了有利的地区，圈住了自己的蚕种发放区域，而那些中小资本制造的“杂牌”也就只好接受统配，任凭发落到养蚕基础差，地区偏远的山乡，养蚕成绩自然不会好，这些中、小资本家与实力雄厚的“名牌”之间有矛盾固不必说；而问题是在于农民饲养失败统统归咎于各种杂牌号，因此农民们想尽一切办法甚至愿出二倍、三倍的高价去觅“老虎牌”、“寿星牌”等名牌，而那些杂牌沿门叫卖则无人问津。中、小蚕种场大都资本薄弱，蚕种卖不出，大蚀老本．经不住打击的只好亏本歇业，而另一方面“名牌”蚕种则奇货可居。黑市横行．形成严重的供求矛盾，其结果只落得：土种养不得，“洋种”又没得。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况写道：“统制蚕种能使别场不多蚕种，不少出蚕种，使蚕种的供过量得到平衡，这原本是一件最好的事。但是实际上，蚕种统制非但不能符合上述的理想，却反因制种故意不肯多出蚕种，又加着许多制种场因过去亏折太甚，纷纷倒闭。结果：蚕种却大大缺乏起来。农民们虽说养蚕没有余利：但是他们饭是要吃的，债是要还的，而且既然栽着桑树，总得靠养蚕来挽回两个肥料钱。……农民们因为没有了土种，一时大起恐慌，纷纷向着“蚕桑模范区”要蚕种，模范区没法应付，而农民愈来愈多，在群众激昂之下，把模范区捣毁了。”(13)这一下把那些官老爷吓慌了。怎么办?他们断然决定向日本订购了大批蚕种。“当局也认为蚕种缺得太多了，就不惜牺牲的向日本订购了大批蚕种，以应急需。“(14)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得到这个消息不免感到喜出望外，他们一面以伪善者的笑脸相迎，而另一方面却把他们因病毒率高准备烧毁的蚕种贴上合格证卖给了中国，这样他们不仅从灰堆上捞到了大批的金钱，而更阴险地蔓延了病毒，毒害了中国农村的蚕业生产。当时我国蚕丝界科技人员有没有人觉察到这个不良后果?有。有没有人反对?也有。然而这又有什么用。那些老爷先生们只要能使自己坐稳交椅。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日本劣种一批又一批、一年又一年源源而来。其后果：”禁绝土种政策的结果，蚕农们反而受了改良种的害。“当时江宁县的情况，就是许多受害例子的一个。请看以下一则报导： 本新闻共 6页,当前在第 4页 1 2 3 4 5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