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秋期，本省设立第一改良蚕桑模范区于绍肖二邑毗连之南沙，以为运用政治力量，统制改良蚕桑之实验，虽曾经过若干困难其结果尚称美满。二十二年春初，丝价日趋疲落．政府当局，深感非更加努力于统制改良之一途，不但蚕业行将衰减，即全省千余万与蚕业有关人民之生计，势必陷于陷境。遂毅然扩充，增设临安为第二改良蚕桑模范区，吴兴、杭县、嘉兴、海盐、海宁、长兴、余杭等七县为蚕桑改良区(秋季增嵊县、诸暨、德清、武康四县)，广为宣传，实行指导。在模范区内，并严禁士制蚕种之饲育。……当时虽有少数不良分子，煽动愚民，酿成肖山、临安之暴动，然政府主张。始终一贯。”(8)
浙江设立模范区、改良区。当时的主持者就是曾养甫。在曾养甫、谭熙鸿等人的大事宣传之下，立即博得了江、浙垄断资本家们的赞赏，于是全国性的统制便在1934年初紧锣密鼓下催生下来了。我们认为强权政治粗暴蛮横地甚至动用武力逼迫农民改变习惯势力．这种作法固不足取，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蚕丝业逐渐走上近代科学生产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转折，可是自从这个统制委员会成立，由于官僚买办和少数蚕丝业垄断资本渗入这个委员会，并把持了这个决策机构以后．所谓蚕丝改良运动便一下引入了岐途，就是那一点点微弱的有益于事业前进的因素也一下起了质变。这个质变的症结，就是所有改良运动的机构设施，从而直接间接一变而为少数垄断资本和暴发户的剥削工具了。有人这样评论说：“原来江浙二省的蚕丝业，现在已在经济委员会的蚕丝改良会的统制之下。蚕丝改良会的负责人员，就是丝业新兴领袖无锡薛寿宣等人。自然，资本家是惯为自己打算的，他们为要获得额外的利润，除了榨取工人血汗以外，当然还要利用垄断地位．向各蚕农肆行不等价的交换。”(9)先前他们还只是利用自己的资本向工人、农民榨取利润，现在多了一个得帮的力手，即一手掌握政权，一手握有资本，“这时我们的‘丝业大王’(指薛寿宣)就大显身手了。他那时早已掌握了无锡丝业的牛耳，同时又开着制种场，做着蚕种制造业的盟主。他组织了蚕业改进会，成立了蚕桑模范区并设立着‘育蚕指导所’，一手包办了整个无锡——也可说江苏的蚕丝业，那时统制祸便发作了。”(10)这祸究从何处起呢?概括地说是由下列几方面的矛盾造成：
一、行政当局(指当时建设厅蚕业改进会)与丝业蚕种业薛寿宣等垄断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二、行政当局与中、小蚕种经营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三、垄断集团与中小蚕种经营资本家之间也有矛盾。
在当时执行南京政府“统制经济”命令的江苏省建设厅，企图通过“蚕丝业统制”这个“法宝”来解救蚕丝业生产破碎局面，在这个总的原则下，垄断资本集团与政府之间不存在矛盾，因为这个措施完全代表着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蚕茧产量的增加，茧的质量的提高，那就是意味着他们将在丝厂工人、农村的农民头上剥削得到更多财富，他们何乐而不从?自然是积极响应的是他们，积极策划的也是他们。但是在涉及到实质问题上就如同床异梦般各有一套打算了。在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是要在江、浙，甚至在全国立即禁绝土种。因此不惜用行政高压手段，“令饬军警机关，严密调查，切实取缔，如有土种发现，应将育户及所育之蚕，一并逮案法办”。当时就是用这种杀气腾腾的办法来肃清土种的。土种固然谁也不敢再养了。当时的薛寿宣就是个典型人物。当局要分散统配薛家的蚕种就办不到。因为他有自己一套托拉斯经营组织；从蚕种制造分发农村饲养；从技术指导收茧；从烘茧到缫丝都是一手包下来的。当时有一篇揭露薛寿宣垄断资本榨取农民血汗的文章，在这里不妨介绍其中的一个片断：
“……他先在政府的名义下成立蚕桑模范区．由模范区在全县广设指导所，再在地点设当的地方，设立十个中心指导所。统辖着其他许多小指导所。每个中心指导所．又组织了养蚕合作社．不过那时所谓合作社。并不是依法组织，目的只在指导蚕农养蚕．和替丝厂——也可称薛家——生产优良的蚕茧，与收发蚕种，做着蚕种统制和蚕茧统制的工作。……据我们所知道，蚕桑模范区一共派出了一百多名指导员．但薛氏在无锡一县也派出了指导员一百多名，其他各县还不在内。而且他现又新办了一所养蚕合作指导员的讲习学校，招了三百余个女生，加紧训练，以应需要。就这点来看，我们就不难想象出薛氏养蚕合作社的势力的雄厚程度了。 本新闻共 6页,当前在第 3页 1 2 3 4 5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