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邦杰，１８９１年６月１８日生于湖南省武冈县蓼溪乡（今洞口县大水乡）。１９１５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随即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学习期间，每每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和侮辱，增强了他振兴中华的决心，并常与在日学习的中国同学共勉为祖国多做贡献。但终于忍无可忍，于１９１８年中学尚未毕业即愤而回国，在家乡中学教书。但内心十分惶惑，认为身无专长，长此以往，对国家无所裨益。遂于１９２０年考取官费，再次东渡日本。当时日本文部省规定，凡未取得日本中学毕业文凭者不能投考大学。因此，杨邦杰先投考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毕业后才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着重学习有关蚕桑的课程，并师事日本著名蚕学家田中义麿博士进行研究工作。１９２８年毕业，获农学士学位，此后又在该校遗传实验室继续实习。在日期间，曾与其导师田中博士共同发表《冬季莴苣叶养蚕》的论文，在日本蚕业界产生很大影响，从而开探索家蚕代用饲料研究之先河。　杨在日本学习期间，与何品良相结识。何对他的满腔爱国热情和刻苦学习精神深为敬佩。何先回国，任广东仲恺农工学校校长，多次电催杨去该校任教。１９２８年末，杨启程回国，历任仲恺农工学校蚕桑部主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蚕桑系主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委员会委员，湖南蚕丝改良场场长，湖南农业专科学校校长等职。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任华南农学院教授兼蚕桑系主任。１９６３年后，曾先后当选为中国蚕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广东省蚕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广东省第三届人大代表。１９７１年１月５日病故于广州，终年８０岁。

华南地区蚕桑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杨邦杰回国之初，仲恺农工学校设有蚕桑部，而中山大学农学院则仅开设一门蚕桑课程。杨到职后，即锐意谋求改进和扩充，先后将仲恺农工学校蚕桑部的小桑园扩充为４００亩的实验桑园，新建实验蚕房２座，并附设小型蚕种冷藏库１间；将中山大学农学院的一门蚕桑课程扩大为蚕桑门，增设养蚕、制种、栽桑、蚕生理解剖、蚕丝泛论、制丝等课程。不久，又将蚕桑门扩充为蚕桑系，并举办女子蚕桑工学班多期。为此，杨邦杰多方物色知名专家教授，如桂应祥（朝鲜籍留日蚕学家）、沈敦辉①等来校任教、兼课或讲学。蚕桑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逐步走上轨道。

　　杨邦杰一面锐意规划和处理学校的各项工作，对蚕业课程的安排、讲义的编写、桑园蚕室的建设、试验研究工作的开展、各造试验蚕的饲养计划、技术人员和工人的聘请与培训，都逐项亲手经办或审理。同时，亲自讲授有关课程，并编写了蚕学、养蚕学和蚕种学等讲义。这些讲义，以日本教材为主要参考资料，同时吸收国内风土习俗和传统生产经验，以及他自己的实验、观察和研究成果。在移译国外采用的术语时，常反复与蚕业界人士商讨推敲，然后定出较为适合我国实际的中文名词。讲义编成后，很受其他蚕桑学校的欢迎，并被选用参考。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经杨邦杰四处奔走呼吁，中山大学农学院蚕桑系获得有关方面资助，开辟４００多亩桑园和品种桑园，保存桑品种１１５个，修建大型蚕种冷藏库１座，增添多种教学科研用仪器设备，并在广州石牌设立华南蚕业试验场，使蚕桑系的各项教学及试验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１９３８年日军南侵，１０月，蚕桑系随校本部迁往云南澄江，经费十分短缺，教学工作陷于停顿。这时蚕桑系保存的蚕品种，包括许多珍贵的原始材料、基因型材料和生产品种达５００多个，饲养保存十分困难，一旦丢失或死亡，将造成我国蚕业的巨大损失。在迁校途经广西时，杨邦杰发表了《抗战与蚕桑》等文章，申述蚕桑对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并率领陈鼎新、蒋同庆、张其俊、唐维六等人求见广西建设厅农林处负责人。整整等了３天，才被接见并拨给一笔经费。当时有人劝他何必如此低声下气，他说：“我为蚕桑事业宁愿牺牲一切，等待二三天算得什么！”闻者莫不深受感动。由于争取到了经费，蚕桑系在越南河内（当时为法国殖民地）设驻越南河内工作站，在广西龙州规划万亩综合蚕桑场，在广西平南设平南蚕种场，在广西桂林设家蚕育种工作站。之后，蚕桑系随中山大学由云南迁回广东坪石和湖南宜章，杨又再三向湖南省建设厅呼吁，得到支持，在湖南耒阳设湖南蚕丝改良场，在湖南澧县、长沙分别设立蚕桑工作站。蚕桑事业在广西、湖南逐渐得到发展，蚕桑系保育的５００多个蚕品种也全部得到妥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