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一个原蚕饲育区建成以后，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有了这一成功经验，为进一步解决缺种困难，又与郭颂铭、陈慕林赶赴嵊县、诸暨等地农村考察，在嵊县的东乡和北乡各办了一个原蚕饲育区。经过陆星垣等多方奔走，献计献策，在短期内就解决了浙江蚕种紧缺的大问题，并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建设蚕种场的资金。以后，四川、广东、江苏等地参考浙江的做法，也先后创办了原蚕饲育区。对繁育优良蚕品种，他还提出要统一规划、统一质量管理、合理布局、控制蚕病等建议。
５０年代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时，农村养蚕推广苏联的“多回、薄饲、高温感光、快速养蚕法”。喂桑次数多，劳动强度大，桑叶浪费多。陆星垣根据自己在云南永胜蚕业指导所时试验的小蚕箱饲育原理，提出了改用“高温、多湿、密饲、省力养蚕法”，并亲自下农村搞试验，进行技术指导、示范推广。蚕农们很快地掌握了这一良好的方法，这对提高桑叶的利用率、减少蚕农的劳动强度、提高蚕茧产量，都起了积极作用。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陆星垣在学术问题上始终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于违反科学的事从来不肯盲从和随声附和。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运动中，许多地方滥发蚕种；桑树只采不养，片叶不留，造成桑树早衰、严重缺叶；连续养蚕，消毒不够彻底，导致蚕病大量发生，甚至成批死亡，使蚕农和国家受到严重损失。陆星垣非常痛心，向有关方面提出养蚕夺高产的３条意见：第一，养蚕环境要彻底消毒，杜绝病源；第二，要让蚕吃足桑叶；第三，对桑树要采养结合，保持树势，才能连年保丰收，并指出片叶不留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当时，甚至还有人提出：“蚕吃百样草，无叶保丰收”的错误口号。他一一进行说理批评。有人批评他“保守”、“右倾”，让他到肖山戴村公社几个生产队去总结包心菜养蚕创高产的经验。但他看到的是桑树衰败无叶，形同枯柴，成批的蚕在蚕匾内到处乱爬，极度饥饿，也不吃包心菜叶。他坚持真理、尊重事实，据实向当时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张敬堂汇报，并积极地提出“分批养蚕，严格消毒，预防蚕病，争取丰收”的建议，得到农业厅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终于纠正了农村蚕桑生产上的浮夸风。
为了解决当时夏秋蚕品种“３０６”经常大量发生白死卵的问题，他又立即与助手们一起，对该品种卵的越冬时间长短与白死卵发生的关系等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春繁秋用，秋繁春用，缩短卵期，延长秋制种人工越夏时间，防止过早解除滞育”等对策，为生产上解决了一大难题。同时，与浙江省蚕研所合作育成了夏秋蚕新品种“６０３”，与广东的“东３４”配成杂交种。７０年代初，在江苏、浙江大面积推广，对提高蚕茧的产量和质量、增加蚕农的收入，发挥过积极作用。
为发展祖国的蚕桑生产，他不辞劳苦，不遗余力。１９６３年，陆星垣教授已年近花甲，仍愉快地接受当时农垦部长王震的邀请，担任新疆蚕业考察团团长，千里迢迢前往新疆，考察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伊宁、阿克苏等地，并和同去的教授、专家共同研究蚕业发展规划，为新疆的蚕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育成夏秋蚕当家新品种
“文化大革命”中，陆星垣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然关心浙江的蚕桑生产。当时浙江夏秋期桑叶生长旺盛，尚未充分利用，因为没有一个理想的抗高温多湿的夏秋蚕品种。他下决心要改变这个面貌，要使夏秋蚕期３期的茧产量超春茧，大幅度提高浙江蚕茧产量。他刚从被“审查”的逆境中“解决”出来，就立即收集蚕种原始材料，开展工作。为了培养出能抗高温多湿的夏秋蚕新品种，育种室设置了高温多湿（３０℃，相对湿度９０％）环境。他经常亲临蚕室，参加饲养工作并观察蚕的生活习性，记载有关生长发育情况，分析研究，经过３年１１代的精心选育，终于育成了强壮好养、高产优质的夏秋蚕新品种“浙农１号”，再经比较试验，获得与“苏１２”配对的最佳组合，从１９７６年开始，逐渐推广。在当时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工作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经陆星垣多次测交试验，终于育成了比当时的当家生产品种“东３４×６０３”和“东３４×苏１２”丰产性好的“浙农１号×苏１２”的一代杂种。为了考察该杂交种在农村生产条件下的表现，他又亲自到余杭、嘉兴、嵊县等地１０多个生产队，了解该杂交种的饲养情况，并进行技术指导。因该杂交种具有孵化齐、眠起齐、上蔟齐、好养、高产、优质等特点，深受蚕农欢迎，很快在全省大面积推广，成为浙江省７０年代后半期和８０年代夏秋蚕期的当家品种。每年发种量达１００多万盒，占全省夏秋蚕期总发种量的９０％以上。推广“浙农１号×苏１２”后，在同等的饲养条件下，每盒蚕种约可增收２０元，１００多万盒蚕种，可增收２０００余万元。推广以来，累计为国家创收两亿多元。此项成果获得浙江省１９７９年科技成果三等奖，１９８２年农业部科技成果推广一等奖和１９８３年国家科委、农委重大科技成果推广奖。 |
